桥本教授还引进了社会人的概念，并将其定义为被特定化了的社会集团。
由此可见，仅是法律服务就有如此大的变化，这充分表明国际化竞争的最终目的就是利益的竞争，服务贸易在国际贸易和各国国内经济中的比重越来越大。历史知识的学习，有着文化传承的作用。
又由于法学院学生已经有其他学科的知识背景，从而使美国的法学教育又是一种完全的职业教育，法学院开设的课程全部为法律专业课程，而不开设其他人文学科、社会科学或自然科学的课程。如果用帕累托（Pareto）最优的20：80规则来衡量，我国法学教育在多数情况f是用20%的资源发展应用性教育，而将80%的资源用于发展基础教育。面对法律服务国际化的潮流，国际化人才的培养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尤其是入世后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当务之急是必须进一步完善法学教育的课程体系，尽快更新教学内容，使培养的学生毕业后能迅速适应经济全球化发展的需要。[18]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在法学教育性质上的取向是截然不同的，呈现出各自的特色。因此，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都作出规定，要求学习法律的学生必须完成另一专业的大学学业或者将法律学位与另一个学士学位综合起来。
加大派遣留学生到国外学习和接受留学生到中国高校学习的力度。法学教育的最终目的在于对有志于从事法律实务的人进行科学严格的训练，使他们掌握法律的实践技能及操作技巧，能够娴熟地处理社会上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四、法哲学与法律实践之间有何关系？法哲学研究者是否应该更加关注其学术对法律实践的影响？ 哲学研究所设定的目标一般都在于真理和解释，而不是影响实践。
但是，既然已经从事了法律学习，我很自然地想去致力于法律与哲学之间交叉问题的研究。为什么法哲学就应该有所不同，这一点并不清楚。（宋海彬 杨静哲译） 精选文献 Naturalizing Jurisprudence: Essays on American Legal Realism and Naturalism in Legal Philosoph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Nietzsche on Morality (London: Routledge, 2002). (Ed.), Objectivity in Law and Moral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进入专题： 法哲学 自然主义法学 英美法理学 。它们非常奇特，并且一直努力为历经长久时期、在对经济和政治利益分配的回应之中产生的大量学说提供概念性的合理解释（conceptual rationalizations）。
为什么这一定是一个法哲学问题，原因已经再清楚不过了。即便如此，哲学研究还是牢牢地吸引了我。
如果这些学说在理论上具有很多概念性的关联，那将是令人惊奇的但是他们的这种权利和自由必须在封建主或封建皇帝的政权控制之下，虽然农民或农奴可能在法律上处于同等的地位，但是封建社会之下，农民与农奴的法律地位毕竟提高了，再也不会成为会说话的工具。因古代法律都是控制掠夺之法，因此其多会遭到社会个体的本能反抗，这种法不会得到社会个体的认同，为了推行法律，便只有靠强权和欺骗，这样这种法律便集虚假和暴虐于一身。任何人都不希望被掠夺，都不希望被压迫和控制着生活，因此，控制掠夺型法律必然会退出历史舞台，而人人参与或者是其利益诉求得到体现的法律必然出现，社会化法律而不是集团化法律或个体化法律是社会个体所需求的，因此，其早晚会应需而生。
如果用阶级斗争之法来治理国家则可能会重启文革，同样，如果用封建法律来治理国家，则只能会导致中国社会的倒退。依法治国是一种治国方略，有国家就有治理之法。此法只代表少数人的利益，此法的社会化水平是比较低。进入专题： 依法治国 社会化 。
但是，不同时期的治国之法不同，所以，历史才出现了波澜壮阔，各有千秋的局面。为了维护某种规则和利益，不惜用杀戮和酷刑。
近代历史表明，社会个体的解放程度直接决定这法律的进步与否，不是法律促进了人的解放，而是人的解放促进了法律的改革。法律的社会化趋势伴随着人的解放成为必然。
如果没有规则，人类就可能灭亡。虽然，法律进步了，但是法律仍然没有实现法律的社会化。但是近代中期之后，政权的社会化程度进一步加深，因此政权的掠夺性质逐渐开始发生改变。因此，奴隶社会的依法治国实质是国王或君主用法律来治理各级贵族和奴隶。苛求自由的人必然希望制定捍卫自由的法律，而苛求自由是人人所必有的，但是自己的自由是毫无疑问的，关键是别人是否具有与自己一样的权利，在这一点上，人类出现了分歧，因此人类中有两类法律：剥夺别人，独享自由的法律和尊重别人共享自由的法律。虽然古代的法有名不符实之不足，但是真正影响其统治效果的则是社会化程度的差异，即不同的法出现不同的政府命运。
所以社会有良法则会大治，有恶法则会大乱。在这里，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根本原因在于法律缺乏社会化基础。
当下的社会个体已经不同与古代的奴隶或农奴、农民，因此，古代治理社会的法律必须随之发生改变，如此才能才能更好稳定社会，促进社会发展，否则，只能成为社会动乱的根源。现代法律是人本性的需要。
但是无论如何，贵族君主不会主动去解放奴隶，更不会主动将权力让与其他贵族。这两种活动越明显、越频繁、范围越广，对社会的危害就越大。
由掠夺型政权转变为服务管理型政权。不论一个人生活在何种社会里面，其日常活动必须遵循一定的规则，遵守规则是人类社会所必需的。但是，社会个体的思想是不断变化的，其需求是不断增长的，因此当个体的利益需求与法律规定的个体利益底限发生冲突时，旧法律就要调整自己了，否则就要被革命或改革所废除。法律在与人的关系上，只是人类追求幸福的一种工具。
不论是夺权还是夺利，统治阶层最终的目的是谁来控制封建社会的农民或农奴以及怎样来掠夺他们。低社会化水平的法律之下的控制和掠夺随着社会个体的觉醒再也无法一如既往的实行下去，因此，古代的那种控制掠夺之法律有两种命运：一种是寿终正寝，旧法发展成新法，由控制掠夺向服务管理转变;另一种则是不得不在形式上发生改变，而在实质上一如既往。
这两种法律的社会效应是不言自明的。古代社会的法治是一种历史化进程的体现，其野蛮和落后性虽然尤其存在的原因，但是从形式上来讲，古代也是法治，只不过是野蛮落后之法的治理。
现在关键之点是这种规则由谁来制定，用何种规则或法律来治理国家。所以，法律必须体现社会化，如此之下，执行法律者不但包括政府执法者，还包括广大的社会个体，如此，执法力量之下怎么会有执行不严或执行不力之说呢? 所以，无论是奴隶社会的法律还是封建社会的法律，其控制奴役的本质没有根本的改变，这些低水平的法治只能取得低水平的社会发展效果。
近代以来，西方在控制掠夺社会方面因生产力的提高和政治制度的改进对社会普通个体的掠夺程度逐渐发生改变，但是近代早起由于这种掠夺依然明显存在，因此近代早期社会矛盾尖锐，马克思主义的诞生便是这种矛盾激化的产物。我们对古代之法的法治不甚认同，因为古代法律成了少部分人控制掠夺另一部分人的工具。但是从现实来讲，法律在代议制真正实行之前其一直是只代表社会中的一部分个体的利益。农民或农奴拥有比奴隶更多的权利和自由,这是社会的进步，其在法律上的体现便是法律的进步。
封建主或皇帝以及封建贵族或地主的一个重要活动就是利用政治经济优势来控制、剥夺农民或农奴;另一个重要的活动就是他们之间争权夺利。因此奴隶社会如果有明君，奴隶的处境可能好些，反之，可能坏些。
原始社会社会个体成员由于缺乏强有力的自上而下的制约，因此社会中的习惯法多是自保之法，即向自然索取。国家出现之后，随着集权的出现，法律的制定权逐渐转移到少数人手中。
奴隶社会的法不论是成文法还是习惯法，其只不多是层层维护各级统治者的利益，而对于统治阶层中的异见人士也是同样会用残酷之法来处理。而解放之后，无论是联合政府下的共同纲领之下的法治还是阶级斗志之下的法制，也不论改革开放后的改革之法，这些无不都是在实实在在的用某种法律来治理国家或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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